《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10期“聚焦”栏目特约专稿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与新世纪宽阔丰厚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巨浪滚滚向前，社会经济生活高歌猛进，以及文化思想、传统与当代风云激荡，直接推动着文化创造的生机勃发。近二十年以来，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不断得到新的发展，作家与时代在一起、与民族的进步同频共振的意识不断增强，文学的人民性、时代性、创新性，成为凝聚于新世纪那些优秀作品中的可贵品格，这些特点在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鲜明。
乡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有着强大的传统。贾平凹的作品始终扎根于商州、秦岭的泥土里，描绘出属于新旧农村的一幅幅斑斓画卷。长篇小说《秦腔》里，农民所钟爱的戏曲秦腔，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地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具体到一个叫清风街的地方，在三十年当中，以白、夏两大户为代表的芸芸众生，在社会转型中不停地生老病死，演绎出一幕幕悲欢离合，其中，农民与土地之间的难舍情怀，土地的流失，农民心灵的惊恐和撕裂，无不真实再现了中国社会大转型给农村带来的激烈冲击和变化。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同样表现了乡村表层生活的巨大变迁和当代气息，同时也发现了乡村中国内在的深层变动，作家以恬淡舒缓的笔调，深刻反映当代农村女性争取独立与尊严的艰难与喜悦，为当代农民寻求物质满足与精神栖居地的努力唱出一曲深情的颂歌。小说中那个叫暖暖的女孩，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从城市回到自己家乡，她与创业者一道对新世纪以来社会蜕变的见证，反映了作家对中原乡村如同理想主义般的渴望和期待。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中有个以种棉花为主业的笨花村，作品以向氏家族祖孙三代从清末民初到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近50年的生活、命运为主线，将中国那段变幻莫测、跌宕起伏、难以把握的历史融于北方乡村凡人凡事的叙述中，主人公向喜作为军队高官选择解甲归田，反映出他对土地的无限依恋，也反映了一个从农村笨花地里走出的，接受了诗书礼仪传统教育的旧式农民的情怀，土地和乡村在作者笔下化为富于诗意的真实的存在。小说《笨花》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人情之美，这种美不但存在于乡村生活的细节之中，也孕育在鲜活的人物形象之中。作品固然在回望历史中寄托情怀，但留在读者心里的，并不是呼啸而过的历史飓风，而是经受历史潮流冲击的顽强的乡野平民，乡村生活巨大的包容力量，以及我们民族仁义、正气、自尊、自强等为人处世准则的强大魅力。革命历史与革命战争的重述，在新世纪文学创作中展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黄亚洲《日出东方》取材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28年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这段中国革命史上风云际会的历程，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开天辟地大事展开叙述。作品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依托，回望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峥嵘岁月和中国共产党人由弱到强的壮大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新世纪的小说创作在反映过去战争岁月的时候，不单单能够正面描写战争决策、指挥与搏杀，同时更多地从不同角度反映战争中人们的精神世界，积累了很多新鲜经验。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在诠释战争、权力、政治与人格关系的时候，正面描写战争的场景不多，多以回顾的方式追溯战事，聚焦人性、欲望、命运同战争生活的交融，使战争成为主人公人格的舞台和人心的炼狱，让人格的光彩投射在战争的天幕上。而都梁的长篇小说《亮剑》以主人公李云龙的个人经历为主线，反映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品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塑造英雄，强调人的尊严、自由和发展，以战争中双方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捍卫人生命的宝贵、尊严的神圣，鞭挞战争对人生命的毁灭。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以我国某军事基地一群子弟的成长为线索，独具特色地描绘出与共和国息息相关的两代人的命运和心路历程，作品通过主人公乌力天扬为代表的革命者的后代们，努力寻找不同于父辈的生活方式，体现出信念的力量。在作者看来，主人公所有的付出，不仅是两代乌力家人的人生境遇，也见证了共和国数十年的当代历史，是对于个体生命的磨砺，反射的是一个时代的特征。麦家的《暗算》再现的是一群特殊军人的罕见才华和胆识，具有特殊禀赋的阿炳、黄依依、陈二湖、韦夫、鸽子、胡海洋等人物始终处于特殊的境遇，他们大多孤身处于封闭黑暗的空间里，从事着不能为外人道的工作。作家通过这些人不平凡与神奇的表现，去重塑英雄、重释崇高，故事的极致、情节的极致、性格的极致，既真实可信又扣人心弦，极大开拓了长篇小说的表达空间。知识分子题材的深入开掘是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特征。宗璞写西南联大的《东藏记》，背景是抗日战争年代，小说以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夫人吕碧初和女儿孟离己、孟灵己等一家人为轴心，反映出从京城南下的一群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的个人遭遇、情感经历和心灵的成长。小说以女性的温情娓娓道来，生动彰显了知识分子在战火逆境中胸怀家国天下的境界，讴歌了他们的坚韧坚守和博大胸襟。刘醒龙的《天行者》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贫穷一隅的乡村学校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基层知识分子在困苦生活中无私为乡村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故事。这些民办教师为求转为正式教师而历尽辛酸，他们在分享乡村教育的艰难，他们以最不起眼的底层知识分子的卑微力量托举起基层教育的一片天，作品的细腻朴实与所表达的内容相得益彰。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富于探索意义，作品串接起一个个发生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人、不同时代的爱情故事，探索了性爱、情爱、爱情的轨迹。姑父的故事、依的故事、娥的故事、秦汉的故事、丹青岛的故事等与主人公丁一的故事交织穿插，又被赋予很深寓意，留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李佩甫《生命册》的主人公吴志鹏是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一个“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身份从大学老师转变为枪手、操盘手、上市公司负责人，最终在时代的巨变中失去了精神依傍，作者由此探索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面前失重和失去方向的多种可能性，具有很强的内省性。社会历史生活的宏大叙事和以制度运行、经济变革为背景的叙事在新世纪同样有新的进展，产生着更大的影响。陆天明的《省委书记》与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至高利益》等作品一样，以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为己任，善于全景式表现社会矛盾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各方面势力的较量，该作品以我国当代高层政治生活和政治人物的活动为主要素材，塑造了以北方某省委书记贡开宸为代表的三代省委书记形象，凸显他们在面对国家、事业、家庭时信念和良心经受的考验，表现了他们的英雄主义悲壮激情，作品大义凛然地痛斥了那些为谋一己私利、不惜出卖手中权力和自身人格及良心的腐败分子，具有惊心动魄的现实性和艺术魅力。何香久的《焦裕禄》还原了一位共产党人的成长历程，作品从一个穷苦孩子的艰难求生讲起，挖掘了他与自己脚下土地的关系，与自己家乡的关系，为我们塑造出一个贫苦家庭子弟的形象。焦裕禄在反抗日本人的斗争中，在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一步步成长为党的优秀基层干部，将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全部智慧奉献给养育自己的土地。他的兢兢业业、他的廉洁奉公足以令人动容的故事，是在朴实自然的风格中得到完满呈现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代作家对于历史上政治人物的深度挖掘。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是作者“帝王系列”的第二部，作品跨越康、雍、乾承先启后数十年的历史，视野开阔、气势磅礴，用文笔立史，形象描写了雍正皇帝波澜壮阔的一生。庙堂、江湖尽收笔底，凡典章制度、宫廷建筑、饮食服饰、礼仪乐律，以及勾栏瓦舍、寺庙堂肆、市井乡野，无不风情万种，情节起伏跌宕，谋篇别出心裁，既鸟瞰历史又探究人性，可给人以多重的启发和教益。奇幻瑰丽的边疆地区历来是当代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领域，这里斑斓的自然景观、源远流长的厚重历史，都令作家徜徉其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的鄂温克人，他们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信奉萨满，逐驯鹿所喜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艰辛备尝。小说借一位老妇人之口，写了鄂温克族的人口式微、艰难繁衍，他们在日寇铁蹄、“文革”阴云及现代文明挤压下的生存，写出了他们的大爱大痛，讴歌了与命运殊死抗争的顽强不屈的精神。范稳的《水乳大地》取材自一个世纪以来西藏东部边缘地区的风云际会，塑造了藏传佛教活佛、纳西东巴教代表、基督教传教士、红汉人干部还有不惧天地鬼神的康巴汉子等形象，小说在富于光彩的故事和性格突出的人物的塑造中，很好地反映了多民族混居、多种文化相互冲撞与融合的必然。杨志军的《藏獒》展示的是藏獒之间、种族之间，以及人与藏獒之间的种种矛盾，借此讴歌那些为草原和平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与藏獒，于传奇中体现出豪迈悲凉的风格。青藏高原最大的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藏地文化最常见的冲突即精神和物质的冲突，作家经由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体现了文学对人灵魂的净化力量。同样是反映边地生活，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姜戎将《狼图腾》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60年代末那段我国政治文化氛围极为特殊的年代，当时内蒙古原始草原的蒙古牧民还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生态特点，草原上放养着的牛、羊等牲畜与强悍的草原狼，实际上在共同维护着草原的生态平衡，作品采取了知青视角，将狼的凶悍、残忍以及智慧和团队精神、组织分工等展现得淋漓尽致，刷新了人们对草原狼的认知。城市题材小说创作在新世纪的收获，既源自新生活的推动，也是站在新世纪回望城市过去的结果。毕飞宇的《推拿》力图写出盲人和我们正常人一样的爱恨情仇和酸甜苦辣，需要尊重和关注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作品写到残疾人的快乐、忧伤、爱情、欲望，更将他们的情欲、野心、狂想、颓唐，统统亮在世人面前，与我们探讨了如何运用人类自己的同情心和爱心——每个人的尊严都是神圣的，都应该得到别人的尊重，不能用同情或者怜悯加以践踏。作品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富有张力的节制，人物情感的表达、开放式的格局，看似浅淡却极有力量。金宇澄的《繁花》突出之处，除了方言的运用，还有对中国古代传统叙事、极简风格的追摹，在叙事上，作家试图重新建构起上海普通民众生活中饮食男女的原生态，对三个年代市民群像的刻画，对上海市民整体面貌的还原之中，既有对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的呈现，也不乏作家对上海城市生活“城市与人”本相的还原，而对日常细节的归真式探究，使之具有了鲜明的特质。苏童的《黄雀记》再一次回到自己的文学地标香椿树街，重新叙述关于成长的故事，以一场“强奸案”及情爱纠葛的纷争始末来结构故事，讲述仙女、保润、柳生三个主人公如何在各自独立又相互牵绊的命运中挣扎与毁灭，从而展现出变幻的时代背景中小人物的命运。作品的着重点是城市里人的成长，主人公成长阶段迷茫、激情、浮躁之中的单纯、怯懦与善良，构成了《黄雀记》格外令人难忘的元素。陈彦《装台》里的装台人可能是城市生活网络里最底层里的小人物，这些似乎快被生活压垮了的人依然保持着尊严与毅力，始终希望拥有自己的价值坚守和生命尊严，作家在还原这些人的生活与情感时，始终没有忘记把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世情斑斓，与多姿多彩的百色人生和盘托出，从而折射出人性的温暖，作品大场面和小细节交相辉映，上百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阿耐的网络小说《大江东去》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了改革开放改变人生、改变落后面貌的壮阔历程，书写了国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国资本等改革开放时期几种主要经济形式在中国社会中的嬗变。那些改革开放实践者们的挣扎、觉醒与变异，历史转型时期平凡人物的不同命运，以及工人、农民、小市民、个体户到企业主、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编织出当代社会万花筒式的画卷。在新世纪以来科幻文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刘慈欣的三卷本《三体》无疑是个强大的存在，作家在探索中不断突破人类认知的局限，不断进入更高的维度，叙事中不断引入对一些新范式、新规则的探究，是一种对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前瞻表达。作品的一个意图似乎清楚地表现出，未来选择的自由依然在人类手里，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人类更好的整体性生存方案有可能存在。在重新创造出一种想象激进变革的文学空间的路途上，刘慈欣把未来与过去、现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毕竟，对希望的执着，对人性的深入探究，有助于人们超越当下现实，去开拓更加值得向往的美好未来，这也正是科幻的力量所在。从新世纪以来这些优秀长篇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现实主义仍然是当代文学创作具有主导性的潮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创造，其特异性、精神超越性和审美创造性在新世纪有了新的发展，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合力影响下，长篇小说的思想追求、美学品格和文化趣味的取向使之成为国民阅读生活中的主餐，并体现出多种文化要求、文化风格、文化境界的兼容并包。
梁鸿鹰
1962年生于内蒙古磴口县。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学士，南开大学中文系硕士。著有文学评论集《守望文学的天空》《文学：向着无尽的可能》《向道与叩问》 《写作的理由》等。现为《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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